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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難行難

中國向來的老例,做皇帝做牢靠和做倒黴的時候,總要和文人學士扳一下子相好。做牢靠的時候是“偃武修文”,粉飾粉飾;做倒黴的時候是又以為他們真有“治國平天下”的大道,再問問看,要說得直白一點,就是見於《紅樓夢》上的所謂“病篤亂投醫”了。

當“宣統皇帝”遜位遜到坐得無聊的時候,我們的胡適之博士曾經儘過這樣的任務。

見過以後,也奇怪,人們不知怎的先問他們怎樣的稱呼,博士曰:

“他叫我先生,我叫他皇上。”

那時似乎並不談什麼國家大計,因為這“皇上”後來不過做了幾首打油白話詩,終於無聊,而且還落得一個趕出金鑾殿。現在可要闊了,聽說想到東三省再去做皇帝呢。而在上海,又以“蔣召見胡適之丁文江”聞:

南京專電:丁文江,胡適,來京謁蔣,此來係奉蔣召,對大局有所垂詢。……(十月十四日《申報》。)

現在冇有人問他怎樣的稱呼。

為什麼呢?因為是知道的,這回是“我稱他主席……”!

安徽大學校長劉文典教授,因為不稱“主席”而關了好多天,好容易才交保出外,老同鄉,舊同事,博士當然是知道的,所以,“我稱他主席”!

也冇有人問他“垂詢”些什麼。

為什麼呢?因為這也是知道的,是“大局”。而且這“大局”也並無“國民黨專政”和“英國式自由”的爭論的麻煩,也冇有“知難行易”和“知易行難”的爭論的麻煩,所以,博士就出來了。

“新月派”的羅隆基博士曰:“根本改組政府,……容納全國各項人才代表各種政見的政府,……政治的意見,是可以犧牲的,是應該犧牲的。”(《瀋陽事件》。)

代表各種政見的人才,組成政府,又犧牲掉政治的意見,這種“政府”實在是神妙極了。但“知難行易”竟“垂詢”於“知難,行亦不易”,倒也是一個先兆。